1837年，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应试，落榜后当即病倒，被人抬回家中。
他卧床不起，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向家人诀别道：“我的日子不多了，我快死了。父母啊！我不能报答大恩，不能一举成名显扬父母了。”说罢，他闭上眼睛，全身瘫软下去，意识也不知飘到了何处。
他做了一个断断续续的奇怪的梦。
上帝降临广西
洪秀全梦见一龙一虎一雄鸡走进房间，将他抬到天上。有人为他洗净全身，除去污秽。又用刀剖开他的身体，拿出五脏六腑，再换上鲜红的内脏，合上伤口。
之后，他来到一个大厅，前方的宝座上端坐着一位金须黑袍的老人。老人流泪道，他生育了世间人类，但人们不尊敬他。老人给了洪秀全一把剑，要他斩妖除魔，又给了一方玺印。
他还梦见一个中年人，这位“长兄”带他遨游世界，助他杀妖。又梦见老人痛斥孔子没有向世人讲清楚道理，孔子只能低头认错。
卧床四十多天，洪秀全时而在房间里跳来跳去，口呼“斩！斩！”，对着空气一顿乱舞，时而唱歌、骂人。家里人都以为他疯了，请来巫师作法，驱除邪祟。
洪秀全康复之后，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。但他的族弟洪仁玕敏锐地发现，兄长完全变了一个人——眼光锐利、气力强健、心思机敏，仿佛重获新生。
▲洪秀全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到了1843年，洪秀全带着对科举入仕的眷恋，最后一次踏上赴广州应试的旅途。结果依然是名落孙山。若循着这世上绝大多数读书人的轨迹，他的余生恐怕就剩下两件事：一边当塾师养活自己，一边继续应试。
就在冥冥之中，他翻开了一本名为《劝世良言》的布道小册子——早在1836年，他第二次到广州应试时，有个传教士塞给他这本小册子，但他当时草草一阅便束之高阁。
《劝世良言》规劝世人信奉上帝，宣传天堂永乐、地狱永苦，恰巧与洪秀全梦中景象对应上了。这个巧合带给洪秀全极强的心理暗示：老者是上帝，长兄是耶稣基督，而他是上帝派来拯救天下的使者，至于不能保佑士人高中的文昌、魁星两像、以及其他无用之偶像，皆是妖魔。此后，洪秀全从一个眷恋仕途的读书人转变为一个虔诚的上帝信徒（当然这是他自己理解的）。
皈依上帝后，洪秀全自行施洗，撤掉了私塾中的孔子牌位。同年，他回到家乡，说服邻居冯云山、族弟洪仁玕接受了上帝信仰。很快，三位信徒开始布道，对象是自己的亲族和至交。他们时常聚在一起，研读《劝世良言》，读到洪水泛滥、末日审判等情节时，都会心生恐惧。
村子里很多人不信，两方起了争斗。洪仁玕因拆除孔子牌位没了收入，挨了亲戚一顿打，遂愤怒地说道：“我是不是老师呢？孔夫子死了许久又怎能再教人呢？你为什么迫我拜他呢？”
在家乡，洪秀全的布道事业难有起色，于是他和冯云山决定去广西传教。洪仁玕因家人反对，只得留在广东。
1844年5月，洪秀全一路跋山涉水，终于抵达广西浔州府贵县。
此时，洪秀全的布道充斥着“上帝”“天堂”“地狱”等基督话语，但仔细一看，基本还是孔子的教义——仁义、廉耻、忠孝。他想要改变世界，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，只能要求人们做君子、走正道。
虽然“普天之下皆兄弟”，但洪秀全认为，对于上帝来说，“君长是其能子，善正是其肖子，庶民是其愚子，强暴是其顽子”。换句话说，等级制是合理的。人们可以平等地拜上帝，却不可能平等地生活在一起。
当然，洪秀全并非全然没有反抗的意识。1845年，洪秀全回乡，洪仁玕发现他开始怒斥满人：“上帝划分世上各国，以洋海为界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”，“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业耶？”
1846 年，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听说有两兄弟自行传教，十分意外，便邀请洪秀全来广州一见。1847年3月下旬，洪秀全与洪仁玕来到广州，在罗孝全的教堂里第一次读到《圣经》。罗孝全非常惊喜：“现在他们每天都在这里学习，我几乎相信，是主送他们来这里的。”洪秀全很快提出入教的申请。然而，罗孝全的两个助手害怕洪会抢走自己的饭碗，便怂恿他在面试时询问自己的生活待遇。
当天，罗孝全提醒说：“成为教堂的一名成员并不是某种雇佣，也与金钱的报酬无关。我们不应出于邪恶的动机而加入教堂。”洪秀全懵懂地回答：“我穷，没有生活来源，加入教堂将丢掉我的职业，我不知以后将怎样维持生活。”因为入教动机不纯，洪秀全受洗一事就拖延了下来。
洪秀全觉得前景渺茫，决定重游广西。历史在此恍惚了一下，走上一条岔路：广州教堂里少了一位虔诚的信徒，但广西山区却多了一位叱咤风云的“洪先生”。
当初，冯云山与洪秀全在贵县分别，只身一人深入紫荆山，经过两年多的经营，竟然发展了两千多名信徒，成立了“上帝会”。冯云山是洪秀全最忠实的追随者，他每到一处，都渲染那场神奇的梦，使得每村每户虽没见过本人，但都知晓“洪先生”的存在。其中，涌现出一批实力人物，比如紫荆山的杨秀清、萧朝贵，金田村的韦昌辉，贵县的石达开等。
洪先生眼见本已黯淡的信仰竟然在紫荆山落地生根，很难不生出一股汹涌澎湃的志气：身为上帝使者，怎能忘却斩妖除魔之重任？
▲冯云山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暴力的渊薮
再次入桂仅两个月，洪秀全便远赴象州，捣毁了甘王庙，确立上帝的权威。
甘王是桂东南一带的神祇，人称“甘王爷”。洪秀全斥责甘王犯下十款大罪，命人捣毁神像，“将妖眼挖出，须割去，帽踏烂，龙袍扯碎，身放倒，手放断”。但在当地人看来，这些“罪状”实在是荒诞，比如“爱听男女淫词荡曲”，本身就是广西土著和歌择偶的习俗。
然而，此事之后，洪秀全声名大噪，信徒暴增。让人不禁怀疑，上帝信仰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？
明中期以来，中国南部山区存在着人口疯狂迁入与暴力疯狂溢出的双向进程。伴随着番薯、玉米等美洲作物（可在丘陵种植）的推广，人口迎来大增长，百姓们纷纷涌入高海拔地区开荒，直至当地生态恶化，一部分人口再继续迁徙。土著和先来者聚族而居，后到者冲击堡垒，引发日常性的武力对峙。
同时，为满足江南的煤铁和木材需求，商人涌入山区大肆采掘砍伐，破坏当地生态，加剧外人与土著之间的矛盾，导致流血冲突不断。这也解答了一个问题：江南明明是人口最密集、剥削最严重的地区，却不怎么出大乱子，因为它通过商业网络将一部分的苦难和戾气转移到了南部山区。
16世纪初，闽粤赣山地爆发大规模匪乱，王阳明平“山中贼”。18世纪，秦巴山区陷入动荡，催生了白莲教起义。19世纪的广西，盗匪横行，天地会从中作乱，全境烽火四起，上帝会不过是其中一支冉冉升起的势力。
上帝会信众大多是以烧炭为业的贫苦山民，平时在矿区、山区游走，无所依靠，比如杨秀清、萧朝贵等人。这些人又多是被土著排斥的“来人”（客家人），遭当地村社排挤，不能在村里盖房子、开发荒地，就连村里的神明也不能拜。另外，韦昌辉、石达开虽是“富厚之家”，却与当地大族有矛盾，同样无法融入村社。
这些“异类”犹如待开垦的荒野，一旦有人种下美好的愿景，即可生成一定规模的暴力团伙。这时，洪秀全、冯云山高呼“上帝是世间唯一真神”，宣布所有村社神明乃是邪魔，迎合了这些失意人群的心理。他们对于甘王之类的神明，非但不尊敬，更可能深恶痛绝。既然上帝可以将这些邪神扫除，并且带给他们一个“地上的小天堂”，那有什么理由不信仰它呢？
洪秀全向“邪神”开战，势必要与地方势力起冲突。当时仅是普通信徒的李秀成回忆道：“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。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（伙），团练与团练一和（伙），各争自气，各逞自强，因而逼起。”
1847年末，紫荆山石人村秀才王作新率团练抓走冯云山，被教徒卢六抢回。王作新不甘心，便向官府举报冯云山结盟聚会、不遵守清朝法律、践踏社稷神明。或许是因为上帝会与“洋教”颇有瓜葛，桂平知县不敢轻判，反而认为王作新有诬蔑之嫌，于是传唤冯云山、卢六对质。王作新见事情不对，离家躲避风头。
1848年2月，洪秀全为救挚友，奔赴广州，准备向两广总督耆英和外国教会求助。上帝会教众也集资营救。5月，官府将冯云山发回原籍，冯云山在途中说服两名解差入教，返回紫荆山，随即又赶往广东寻找洪秀全。而洪秀全求救无果，从广州返回紫荆山，二人刚好错过。
此时，上帝会群龙无首，有人利用民间的降僮术大搞分裂。先是，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传言，借此揽权，冯云山知道后没有揭穿他的把戏。到了10月，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传言，与杨秀清联手，控制了上帝会。洪秀全回来后，迫于形势承认了他们的身份。
据《天兄圣旨》记载，11 月 19 日，洪秀全与天兄（萧朝贵）第一次对话：
天王曰：“天兄，太平时军师是谁乎？”
天兄曰：“冯云山、杨秀清、萧朝贵俱是军师也。洪秀全胞弟，日头是尔，月亮是尔妻子。冯云山有三个星出身，杨秀清亦有三个星，萧朝贵有两个星。杨秀清、萧朝贵他二人是双凤朝阳也。”
这段话可以看出三人的默契。洪秀全借助杨、萧二人控制局面、稳定人心；杨、萧二人维护洪、冯的地位。不久，洪秀全就给自己的异梦弄了一个添油加醋的新版本，说自己是上帝次子、耶稣胞弟，上帝派他下凡是做“太平王”的。在冯云山归来到11月19日这段时间里，洪秀全、杨秀清、萧朝贵等人大概就萌生了打江山的念头。
▲太平军领导层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自此以后，上帝会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政教分工：教主洪秀全行踪不定，法力无边，是教众的精神支柱；杨秀清、萧朝贵可以借天父、天兄之身份发声，处理凡间事务，掌握实权。据清朝官方观察，“自粤西至江宁，秀清皆与洪秀全同行。洪秀全每至一处，必深藏不出。秀清则盛陈仪卫，巡行闾市”，可见二人的分工。
上层人物生出造反之心的同时，下层教众无时无刻不在土客械斗中磨练自己的战斗力。据洪仁玕回忆：“凡有攻仗，皆有天助神奇。贵县白沙兄弟被山尾村抢去耕牛，十余兄弟追杀至该村大胜。该村人演戏旺其菩萨，又看戏人自惊，自相践踏，该村数千家从无人敢欺者，被十人打胜。”
1850年，官府开始注意到上帝会的异动。与此同时，洪秀全等秘密召见各地的骨干，要求教众在金田集合。于是，一波又一波教众烧掉房屋，卖掉土地，往金田开拔，再不回头，最远者竟需跋涉300余里，几乎跨越半个广西。这里面有博白的农民、紫荆山的烧炭工、龙山的矿工、大黄江口的水手……抛弃乡土之举使得太平军起义时携带着大量妇孺，但正是这样，太平军才能有长途作战的能力。
1851年，约2万男女老幼在金田庆贺洪秀全38岁生日，正式誓师起义。
洪仁玕本来要参加起义，结果来迟了一步，没有赶上太平军。途中遭遇官府搜捕，不得不改名换姓，艰难逃亡，避祸于香港。直到1859年，他才再见到洪秀全。那时，莫说是太平军，就连整个中国都变了天地。
席卷南方
起义之初，太平军与清军打得有来有回。但清廷很快增调兵力，攻占了双髻山，太平军陷入危急，被迫突围。
先是，天兄下凡，斥责众人不忠心。接着，天父两度下凡，劝告将士齐心协力，必能“除妖”。杨秀清、萧朝贵配合默契，总算稳定了军心。随后，太平军突围，于官村一带大败来追的清军向荣部，赢得了一线生机。1851年冬天，太平军在永安城封王建制，封杨秀清为东王、萧朝贵为西王，冯云山为南王、韦昌辉为北王，石达开为翼王，各王皆受东王节制。
作为太平军的两个主心骨，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关系十分微妙。双方既有合作，又有争权。金田起义前后，萧朝贵往返于平山、金田、洪山、花洲、旧合、贵县、罗涧、蓝田、鹿西、长排等地，不辞劳苦，有时一日之内要代天兄下凡数次，由于劳累过度还患上了疮毒。那段时间，杨秀清“口哑耳聋，耳孔出脓，眼内流水”，得了重病，上帝会的掌舵人实际是萧朝贵。萧朝贵应该发动了某种舆论攻势，上帝会内有人“私议东王几成病废，以致有不知尊敬东王，反为亵渎东王”。
然而，起事最后时刻，杨秀清突然病愈，王者归来。天父频繁现身，号召会众向清军开战。后来，太平军攻下永安，萧朝贵率部与清军乌兰泰部在水窦村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，取得惨胜，自己也受了重伤。杨秀清、冯云山、石达开前来看望，极为担忧，逼得天兄两次下凡，宽慰众人。
一周之后，永安封王，杨秀清独揽大权，双方暗中的角力终于分出了高下。在此后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，萧朝贵似乎因伤丧失了行动能力，天兄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曾下凡。
▲萧朝贵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1852年，太平军从永安突围，攻桂林，不克，继续北上。太平军攻全州时，一颗炮弹意外击中冯云山，冯云山不治身亡。陷全州后，太平军继续沿水路进发，至蓑衣渡时，发现河道被堵塞。此时，伏兵暴起，猛烈轰击，打了太平军一个措手不及。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太平军只能吞下苦果，放弃辎重，绕道北上。虽然蓑衣渡之战规模较小，无法对全局产生影响，但却是太平军前期最狼狈的一场败仗。
这支伏兵是湘人江忠源率领的新宁楚勇。湘西的局面其实和广西差不多，常年存在暴力冲突，官军“只愿贼在，岂肯灭贼”，民风彪悍。当地的有识之士征农为兵，屯田以粮代饷，勉力维持地方部队。太平军过境时，官府将散落各地的楚勇加以整合，这一过程和太平军的成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即英雄豪杰追逐武装化的百姓。广西出了洪秀全、杨秀清、萧朝贵等人，湖南则出了江忠源、曾国藩、左宗棠等人。夸张点说，太平军掀起的这场战争，更像是南部山区的“内战”。
之后，太平军连克永州、道州、郴州。这时，萧朝贵终于伤愈归来。当时，冯云山已死，韦昌辉、石达开资历尚浅，杨秀清一家独大。洪秀全只是名义上的天王，甚至在天父下凡时，也要长跪听命。萧朝贵心里必然十分着急，若不能建功立业，恐怕就要永远屈居杨秀清之下。于是，他率领两千多老兵，直逼长沙城。
在太平军的冲击下，长沙城外的防线全面崩溃。但萧朝贵的兵力太过薄弱，只能攻南城一隅。连攻几个昼夜，萧朝贵在一次督战中被清军炮火击中，不久之后死去。其部下封锁主将重伤的消息，勉强维持住攻势，可惜已无力回天。之后，洪秀全、杨秀清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，祭奠了萧朝贵一番，天兄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
由于不擅长攻坚战，而且敌方大量援军已至，太平军围了八十多天也无法攻下长沙城，只能分军渡湘，接着向武昌转进。
太平军之所以能席卷南方，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水战能力。广西浔州府一带，是西江航运的中转站，汇聚了一批靠水吃饭的力工和渔民，最著名的自然是罗大纲率领的“水寇”。太平军绕过长沙，进入岳阳、益阳，又收编了大量水上人家，皆为“沿江纤夫、船户、码头挑脚、轿夫、铁木匠”，水上战斗力大大增强。
▲罗大纲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1853年1月，太平军攻入武昌，进入天下枢纽。此前，南部山区的木材和矿产顺着长江水道来到江南，而移民和暴力逆流而上输入到山区。如今，暴力终于溢出，借着发达的水路向江南倾泻。
太平军从进入湖南到离开湖北顺江南下，不到一年时间，人数从2万左右暴增至50余万。主要有以下几个群体：挖煤、采矿的工人，比如道州、郴州一带的煤夫组建了一支挖地道的“工程兵”部队——“土营”；两湖天地会以及其它帮会成员；还有就是湘北的船户。这些“新贼”与“老贼”相似，都属于脱离农耕秩序的社会底层，无恒产也无恒心。而站在其对立面的湘勇，则多是地方团练，家里有田有地——从这一点看，湘军更像是一支农民军。
在广西盆地和两湖地区，英雄豪杰可以轻松招募到武装化的百姓，从而对长江下游形成威压之势。反过来，江南不可能集合这样的武力。只要官军孱弱（事实上就是不堪一击），那么太平军越往江南走，所受的抵抗就越小。1853年3月，太平军轻松攻占南京，在此建都，改称“天京”，正式建立太平天国。
天京事变
建都南京意味着太平军进取之势的停滞。这也可以理解，太平军老兵常年流动作战，携老扶幼，已十分疲惫，加上北方气候严寒、语言不通、官军更多，若是一意北伐，最好的结果无非是成为第二个李自成。
太平军自武昌东征，一路“略城堡，舍要害”，所破之地均弃而不守。如今要保住天京，必须回师西征，以安徽、江西、湖北为粮仓。依此战略，1853年6月，太平军溯江西征，攻下安庆、九江、武昌等地，使得天京上游有了保障。
同时，太平天国派出一路偏师北伐，一直挺进到天津城下，结果被镇压。北伐一事，看似进取，实则败招。未能经营好南方，就贸然北上，使得北伐军既无后方、也无增援，因缺粮、缺兵而陷入绝境。
当然，太平天国最大的隐患在于内部。
定都之后，洪秀全居于深宫，足不出户，完全被杨秀清架空。清朝一度盛传洪秀全早已死去，居住在天王府的只是一个木偶。1854年6月，英国使节麦华陀访问天京，依然无法探知真相，事后在报告中写道：“至于像太平王（洪秀全）这样一个人是否真的存在，仍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件事，因为在我们同他们的所有通信中，对方刻意向我们大谈东王的意愿，他的权力，他的威严，他的影响，但只是顺便提到他那著名的主子。”
如英国人所言，杨秀清集俗世与宗教最高权柄于一身，太平天国一切号令，均由他做主。有天父下凡这块金字招牌，几乎无人可以制约杨秀清，使得他做起事来肆无忌惮，李秀成曾说：“东王自己威风张扬，不知自忌，一朝之大，是首一人。”
▲杨秀清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北王韦昌辉、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第三、第四号人物，虽然与杨秀清同为“上帝之子”，但两人见了东王，要行下跪礼。1856年，杨秀清以天父的名义下令杖责韦昌辉40大板，理由竟然是天父下凡时，北王没有出令传齐众官，致使人们有时不知道天父下凡。至于其他开国元勋，比如秦日纲、陈承瑢（陈玉成叔父），都曾被杨秀清杖责过。可以说，天京事变前夕，满朝文武大都站在了“天父”的对立面。
1856年8月，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将天王洪秀全召到东王府，进行了如下对话：
天父曰：“尔与东王均为我子，东王有咁大功劳，何止称九千岁？”
天王曰：“东王打江山，亦当是万岁。”
天父曰：“东世子岂止是千岁？”
天王曰：“东王既万岁，世子亦便是万岁，且世代皆万岁。”
杨秀清欺人太甚，洪秀全表面应承，背地里决不可能束手就擒。据李秀成回忆，东王逼封万岁之后，韦昌辉、石达开不服，秘议杀东王。石达开的说法却有所不同：韦昌辉欲杀杨，洪秀全口中不肯，实则故意封杨秀清为万岁，激韦昌辉出手。
这两个说法都有疑点。李秀成当时只是一员勇将，无法参与高层机密，消息来源必然是胜利者一方，因此他的说法明显把洪秀全摘了出去。而石达开的说法也抹去了自己的存在，但如果他不曾参与，又怎么知道洪、韦之间的机密？
天京事变的真相扑朔迷离，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谜，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知晓：三王彼此心照，目标明确，只是静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罢了。
当时，太平军第一次击破江南大营，解了天京之围。之后，杨秀清将韦昌辉、石达开、秦日纲调离天京，分别派往湖北、江西和丹阳督战。同时，他将自己驻扎在天京城北清凉山、虎贲山等地的嫡系部队调往江西——可见其毫无防备之心。“诛杨联盟”立马意识到机会来了。
8月底，韦昌辉率三千亲兵从江西前线乘船东返。杨秀清知其回京，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，还发号施令，要求韦昌辉率部攻打浦六营盘。
9月2日，等到天京城内布置妥当，洪秀全密召韦昌辉入京诛杨。深夜，陈承瑢打开城门，秘密接应韦昌辉入城，大军随即包围了东王府。杨秀清猝不及防，被杀死。随后，韦昌辉下令将东王的亲属和旧部，无论男女老幼，全部处死，两万余人倒在血泊之中。
▲韦昌辉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石达开闻变后赶回天京，见到这番血腥场景，十分不忍，劝告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，反被指责偏袒东党，为自保只能先行出城。韦昌辉杀红了眼，下令屠翼王府，内讧进一步升级。石达开逃到安庆，起兵讨伐韦昌辉。眼见事情完全失控，洪秀全下令讨韦。11月2日，韦昌辉伏诛，全家悉数被杀。11月下旬，石达开入京，追随韦昌辉大肆杀戮的秦日纲、陈承瑢二人伏诛。
事件本该就此平息，然而洪秀全却操弄权术，排挤石达开。石达开被逼出走，率领部下远征他方，与洪秀全分道扬镳。
天京事变令人唏嘘，让很多人想到一个问题：假如冯云山、萧朝贵不死，太平天国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内讧？一来他们本身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抗衡杨秀清，二来萧朝贵也是一个野心极大的人，假使他们活着，无非“诛杨联盟”多添一两人，或者内讧名单更长罢了。
上层人物的内斗未必是太平天国的转折点，换句话说，它还有振作的机会。天京事变被屠杀者多为老弱妇孺，太平军骨干将士被牵连者甚少，哪怕是杨秀清的心腹将领。石达开离开时，也没有太撕破脸，只带走了自己一直统帅的部队（约三、四万人），转战于闽、浙、赣等地，牵制了大量清军。
事变后，太平军进入战略收缩阶段，除了皖北形势好点，湖北和江西控制区全面丧失。但石达开出走仅一年之后，太平天国迅速地再破江北、江南大营，开辟了苏南、浙江两大根据地。
天京事变的影响主要在于信仰方面。在这场内讧中，天父身首异处，上帝之子手足相残，这对于上帝信仰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。无论洪秀全此后如何掩饰或为谁平反，都不可能使这条伤疤愈合。
▲石达开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反抗反抗者
1859年春，洪仁玕越过重重阻碍，终于来到了天京。
对于洪秀全来说，两兄弟的久别重逢堪称上帝的礼物。除掉杨秀清之后，洪秀全需要一个值得信赖、又有见识的人来辅佐，而洪仁玕正好满足这个需求。不出一个月，洪仁玕就被封为干王，总理朝政，跻身太平军最高层。此举引起李秀成、陈玉成等一批功臣宿将的不满。为平息众怒，洪秀全封陈玉成为英王，封李秀成为忠王，以安抚军心。至此，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形成。
洪仁玕在香港这几年虽是匆匆一瞥，却目睹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他呈上《资政新篇》，主张向西方学习，强国富民。然而，《资政新篇》如同太平天国另一份纲领《天朝田亩制度》一样，在战时根本没有落地的可能。要想实现这一蓝图，必须打赢这场战争。
此时，清朝重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，再度对天京形成包围之势。洪仁玕提出了一个计划，派遣一支部队进入浙江，攻打杭州，清军必然分兵救援，届时再集中兵力一举歼灭江南大营。他还说，如果计划成功，可趁机占领富庶的苏杭，与洋人取得联系，租借汽船。有了这些船，便可在长江通行无阻，南中国就是掌中之物。
1860年，李秀成离开南京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杭州，接着高调发起攻击。清军果然回防，到杭州城时只剩一片废墟，不见叛军身影。另一边，太平军各部完成集结，对江南大营发动猛攻，清军溃散。之后，李秀成依计行事，攻丹阳，占常州，进无锡，克苏州，夺嘉兴，随后建立苏福省。1861年12月，太平军再克省城杭州，建立浙江天省。
▲李秀成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将相和睦，战局扭转，地盘扩张。然而，真正的转折却是悄无声息的。
当太平军从广西贫穷闭塞的山村挺进富庶的江南，虽然开辟了大好局面，但造反者的锐气与理想已是慢慢消退。定都天京后，洪秀全居于深宫，成天研读经文、鼓捣信仰，活得越来越像一个神棍。他宣扬“天下一家”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但在现实中，掀起反抗大旗的太平军一直在被民众反抗着。
太平军起义前期，没有像样的地盘，以豁免钱粮号召百姓归附，筹饷基本靠破城后的战利品。定都天京后，太平军的势力依然局限于几个重要城市，且由于清军的围剿，不得不实行军事化管理，商贸活动基本停滞。他们占据了最为富庶的江南，但城市在古代属于“剥削者”的角色，本身创造不了多少财富。为解决粮饷问题，他们只能频繁“打贡”（强索钱米）、“打先锋”（掳掠）和“派大捐”。穷尽农村之力供应城市，穷尽长江中游之力支撑都城，穷尽底层百姓之力供养金字塔尖的亲贵。
最悲哀的是，太平军无心越出城墙，经营农村。1860年后，随着李秀成拿下苏南、浙江两块地盘，太平军终于有了稳定的控制区。李秀成颁布告示，要求各地编立门牌、举官造册、推举乡官、征粮纳税。选乡官的标准很现实：谁能筹饷，谁就上任。于是，摇摆不定的地主、蓄意捣乱的乡贤、在衙门做过事的胥吏、欺男霸女的无赖纷纷当选。这些人要么怕被杀头，要么想要投机，是顾全不了当地百姓的。
要知道，部分江南百姓愿意接受太平军统治，是因为清朝赋税太重，希望变天之后能减租减粮。结果太平军一来，一切照旧，有些地方还变本加厉，他们心中的不满必然加剧。
于是乎，江南民变四起，堪比煮沸的开水。旧势力纷纷抬头（很多人本身就是乡官），引导愤怒的民众对抗太平军。1860年，苏福省常昭县王市乡官局录用了何年年和沈大茂，二人极力盘剥乡民，然后诱使乡民抢掠典当库钱财。消息传开，周边乡民蜂拥而至，男女老幼共一千余人，从早上搬到晚上，几乎将库房搬空。
太平天国治下最惨烈的一次民变发生在浙江诸暨包村。1861年，包村农家子包立身杀太平军乡官，举旗起事，号“东安义军”。他率领的义军骁勇善战，与太平军大小数十战不落下风，歼敌无数。
与哄抢典当库的农民一样，包立身的部队也没有所谓的“大义”。他曾发布讨贼檄文，满口保卫家乡，而非什么“正统”“天命”。有人想奉承包立身，把他比作抗击太平军、为国就义的清朝官吏赵景贤，包立身斥责道：“彼为清朝耳！予守包村土地，为国为民，予无满洲守土责任也。”
有趣的是，包立身还是一个“邪教”头子。他平时“作道士装，色纯白，左右侍者氅衣负剑”，俨然一副神仙模样。他最初与太平军几场战斗均取得了胜利，更是大大增添其神奇色彩，甚至太平军都以为他有神灵庇佑。
1862年，太平军抽出数万兵力进攻包村，立下“不破包村不还”的誓言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包立身无法再施展神奇。开战之初，太平军在一次伏击战中获胜，“遂知立身无术，日逼村堡”。太平军虽然兵力占优，却并不强攻。他们先断了包村的水源、粮道，使得包村民心浮动、士气骤降。村民当着包立身的面破口大骂，完全没了斗志。最后，太平军一面以火炮明攻包村，一面挖地道，穴地而出，破了包村。据载，包村之役“阵亡殉难官绅男女统计一万四千七十七名”。
包立身并非清朝的忠臣，却以数千之众、弹丸之地抗衡太平军十余万兵马长达九个月。这正是太平天国的失败之处：它既无法笼络地方精英，也未能满足农民的期待。
本来，太平军在民间的形象就非常不好。上帝信仰属于“洋教”，又反孔非儒，为士大夫所不容。严禁偶像崇拜，倡导留发易服，为民众所排斥。清政府搞舆论战，专门编写耸人听闻的消息，渲染太平军的厉鬼形象。
太平军的军纪算不上有多好，劫财掠人是常有之事。攻占某地时，如果遇到的抵抗太过激烈，也有屠村之举。但总体来说，太平军犯下的杀孽要少于清军。团练、土匪也是劫掠百姓的好手，只不过他们做的恶事，往往赖到了太平军头上。
江宁人李圭曾被裹挟入太平军，据其回忆，太平军内有些人往往随意杀害被掳者，奸杀妇女，“穷凶极恶，无所不至”，但“行此类事者，大抵以湘、鄂、皖、赣等籍人，先充官军；或流氓地痞，裹附于贼；或战败而降贼军，积赀得为老兄弟者居多。其真正粤贼，则反觉慈祥恺悌，转不若是其残忍也”。
这表明，太平军老兄弟军纪较为严明，但随着军队扩招，大量散兵游勇、流氓无赖加入，军纪严重败坏。通常的情况是，太平军主力经过某地，很少侵犯百姓，等他们走后，一些“新贼”到来，杀人略货，无恶不作。
1861年以后，太平军规模膨胀，面对湘军常是以多对少，但战斗结果则胜少负多。兵将素质的降低只是其一，更重要的是民心的丧失。
太平军把自己孤立在城墙之中，最后只能化作人们想象中的“厉鬼”。所谓天京之围，更像是作茧自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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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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